焦杰 || 唐穆宗初期再失河朔原因发微——兼评朝廷在藩镇问题上的失策
唐穆宗初期再失河朔原因发微
——兼评朝廷在藩镇问题上的失策
焦 杰
从元和十年（815年）到长庆元年（821年），在唐朝军队的强大攻势下，割据河北六十余年的魏博、镇冀、卢龙三镇相继归降，分裂多年的大唐版图划整归一。然而事隔不久，卢龙镇率先反叛，镇冀镇与魏博镇响应而起，再度从大唐版图中分裂出去，终至唐朝灭亡而未能收复。长庆初年上承元和中兴，中央集权相对强大，然而河朔三镇为什么会在短期内归而复叛？中央政权为什么不能再加以收复？这两个问题就是本文的意旨所在。
一
或以为三镇归降并非出于自愿，而是为求自保的权宜之计，因而时机一到便再行反叛。但是考诸史料却可发现，河朔三镇的归降虽然是迫于唐军的强大攻势，但他们的确是真心诚意，不含半点虚假。现分别叙述三镇归降经过为证。
率魏博而降的是田弘正，当时田季安已死，幼子田怀谏继位。归降一事《新唐书·田弘正传》记载极为详细：
怀谏委政于家奴蒋士则，措置不平，众怒，咸曰：“兵马使吾帅也。”牙兵即诣其家迎之，弘正拒不纳，众哗于门，弘正出，众拜之，胁还府，弘正顿于地，度不免，即令于军曰：“尔属不以吾不肖，使主军，今与公等约，能听命否？”皆曰：“惟公命。”因曰：“吾欲守天子法，举六州版籍请吏于朝，苟天子未命，敢有请吾旂节者死，杀人及掠人者死。”皆曰：“诺。”遂到府，杀士则及支党十余人。于是图魏、博、相、卫、贝、澶之地，籍其人以献，不敢署僚属，而待王官。[1]
田弘正通晓兵书，擅长骑射，既有韬略，又有见识，在魏博军中很有威信。田季安生活十分奢侈，刑法严酷，田弘正经常从容规劝，因而“军中赖之，翕然归重”[2]，当他提出归顺朝廷时也无人反对。
田弘正归附朝廷后，其他藩镇十分惊慌，相继派人劝说，以利益相诱，但田弘正一概置之不理，并派军队协助官军讨伐反叛的藩镇，归顺的诚心昭然可见。《旧唐书·田弘正传》云：
自弘正归国，幽、恒、郓、蔡有齿寒之惧，屡遣客间说，多方诱阻，而弘正终始不移其操。……元和十年，朝廷用兵讨吴元济，弘正遣子布率兵三千进讨，屡战有功。李师道以弘正效忠，又袭其后，不敢显助元济，故绝其掎角之援，王师得致讨焉。俄而王承宗叛，诏弘正以全师压境，承宗惧，遣使求救于弘正，遂表其事，承宗遂纳二子，献德、棣二州以自解。[3]
元和十四年（819年），割据淄青的李师道被唐王朝平定，田弘正归顺朝廷的决心更加坚定。《旧唐书·田弘正传》云：
是年八月，弘正入觐，宪宗待之隆异，……弘正三上章，愿留阙下，宪宗劳之曰：“……今卿复请留，意诚可尚，然魏土乐卿之政，邻境服卿之威，为我长城，不可辞也。可亟归藩。”弘正每惧有一旦之忧，嗣袭之风不革，兄弟子侄，悉仕于朝，宪宗皆擢居班列，朱紫盈庭，当时荣之。[4]
田弘正是田氏宗亲，何以会一反常规，弃割据而归朝？稽之史料，亦有所因。田弘正之父田廷玠，自幼崇尚儒学，不喜军功，对田氏割据一方、违逆朝廷的叛乱活动很是不满。《旧唐书·田弘正传》载：
建中初，族侄悦代承嗣领军政，志图凶逆，虑廷玠不从，召为节度副使。悦奸谋颇露，廷玠谓悦曰：“尔藉伯父遗业，可禀守朝廷法度，坐享富贵，何苦与恒、郓同为叛臣？自兵乱已来，谋叛国家者，可以历数，鲜有保完宗族者。尔若狂志不悛，可先杀我，无令我见田氏之赤族也。”乃谢病不出。……建中三年，郁愤而卒。[5]
显然，田弘正归顺朝廷的举动是受父风的影响。事实上，田弘正本人也是位很喜欢读书的人，也喜欢读宣讲忠君之义的《春秋左传》，史书载其“性忠孝，好功名，起楼聚书万余卷，通《春秋左氏》，与宾属讲论终日”[6]。他的哥哥田融也很看重忠义，当看到田弘正被众人推为主帅后，就责备他说：“尔竟不自晦，取祸之道也。”[7]担心他行事忤逆，导致家破人亡。可见其家风影响之大。
镇冀奉表请降始于元和十二年（817年），当时割据淮西的吴元济被唐军消灭了，王承宗大为恐慌，遂通过田弘正上表归降，并送二子入朝为质。李师道被平定以后，他“奉法益谨，表所领州录事、参军、判司、县主簿、令，皆丐王官”[8]。虽然王承宗的归顺尚出自恐惧而非本意，但是到其弟王承元统领藩镇时则是死心塌地、誓死归诚了。《旧唐书·王承元传》云：
承元……年始十六，劝承宗以二千骑佐王师平李师道……元和十五年冬，承宗卒，……时参谋崔燧密与握兵者谋，乃以祖母凉国夫人之命，告亲兵及诸将，使拜承元。承元拜泣不受。诸将请之不已，承元曰：“天子使中贵人监军，有事盍先与议。”及监军至，因以诸将意赞之。承元谓诸将曰：“诸公未忘先德，不以承元齿幼，欲使领事。承元欲效忠于国，以奉先志，诸公能从之乎？”诸将许诺。
遂于衙门都将所理视事，约左右不得呼留后，事无巨细，决之参佐。密疏请帅，天子嘉之，授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工部尚书，兼滑州刺史、义成军节度、郑滑观察等使。邻镇以两河近事讽之，承元不听，诸将亦悔。及起居舍人柏耆斋诏宣谕滑州之命，兵士或拜或泣。……牙将李寂等十数人固留承元，斩寂等，军中始定。承元出镇州，时年十八，所从将吏，有具器用货币而行者，承元悉命留之。承元昆弟及从父昆弟，授郡守者四人，登朝者四人…… 祖母凉国夫人入朝，穆宗命内宫筵待，锡赉甚厚。[9]
王承元斩将出镇，兄弟们皆入朝为官，可见其归降之心何其坚定。卢龙节帅刘总归降唐廷的决心也是很坚决的，为表真心，他在长庆元年（821年）正月奉表辞官，请求出家为僧。《旧唐书·刘总传》云：
及王承宗再拒命，总遣兵取贼武强县，遂驻军持两端，以利朝廷供馈赏赐。……及元济就擒，李师道枭首，王承宗忧死，田弘正入镇州，总既无党援，怀惧，每谋自安之计。初，总弑逆后，每见父兄为祟，甚惨惧，乃于官署后置数百僧，厚给衣食，令昼夜乞恩谢罪。……晚年恐悸尤甚，故请落发为僧，冀以脱祸，乃以判官张皋为留后。总以落发，上表归朝，穆宗授天平军节度使，既闻落发，乃赐紫，号大觉师。总行至易州界，暴卒。[10]
与王承元一样，刘总弃镇入朝时，同样遭到部下阻拦，他也采取壮士断腕的手段，“军中世怀其惠，拥留不得进。总杀首谋者十人，以节付张皋，夜间道去，迟明，军中乃知”[11]。为防止镇冀再叛，刘总又采取了一个强有力的措施，即“籍其军材勇与黠暴不制者，悉荐之朝，冀厚与爵位，使北方歆艳，无甘乱心”[12]。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推知，尽管藩镇的一些将领对归顺朝廷一事并不甘心，但总的形势是对朝廷极为有利的。若是唐朝的最高统治者能抓住机会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巩固元和中兴所取得的成果，河朔三镇或许不会很快再行反叛，藩镇割据局面或许不会再现。然而，河朔三镇在几个月后就相继叛离朝廷，速度之快令人惊异，原因何在呢？
二
近年通行的观点认为，河朔再叛的主要原因是藩镇军将势力的强大，而卢龙、镇冀、魏博三镇的确是在军将的鼓动下反叛的。此说固然可作为其中一个原因，但我认为这绝非主要原因。因为藩镇军将势力的强大，并非始自长庆初年，田弘正、王承元、刘总能冲破军将的干扰而献土归诚，说明军将的势力并不难以挫败，关键在于当权者如何因势利导，巩固既有的成果。但是，继位的穆宗皇帝年仅十六岁，不识国家大体，也没有什么雄才大略。他所任用的宰相又多是虚华而无实干才能的文苑词臣。他们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，认为天下从此太平，不但不采取措施巩固已取得的成果，反而休兵偃武，坐享歌舞升平，终于错失良机。考述三镇复叛皆与朝廷举措不当有关。
卢龙镇的复叛，《旧唐书·刘总传》记载道：
先是元和初，王承宗阻兵，总父济备陈征伐之术，请身先之。及出军，累拔城邑，旋属被病，不克成功。总既继父，愿述先志，且欲尽更河朔旧风。长庆初，累疏求入觐，兼请分割所理之地，然后归朝。其意欲以幽、涿、营州为一道，请弘靖理之；瀛州、漠州为一道，请卢士玫理之；平、蓟、妫、檀为一道，请薛平理之。仍籍军中宿将尽荐于阙下，因望朝廷升奖，使幽蓟之人皆有希羡爵禄之意。及疏上，穆宗且欲速得范阳，宰臣崔植、杜元颖又不为久大经略，但欲重弘靖所授，而未能省其使局，惟瀛、漠两州许置观察使，其他郡县悉命弘靖统之。时总所荐将校，又俱在京师旅舍中，久而不问。如朱克融辈，仅至假衣丐食，日诣中书求官，不胜其困。及除弘靖，又命悉还本军。克融辈虽得复归，皆深怀觖望，其后果为叛乱。[13]
刘总世居卢龙，对藩镇内部的情况十分了解，他采取的两条措施对消灭藩镇割据力量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将一道分为三道，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都得到削弱，朝廷容易控制，即便发生叛乱也容易对付。尤其是将朱克融等人荐举入朝的措施更是釜底抽薪之举，因为藩镇叛乱大都由军将鼓动而起。朱克融等人世居卢龙为将，在军士中颇具影响，他们离开卢龙就像鱼儿离开了水，而军士离开了他们便如群龙无首，任何一方都无所作为。只可惜穆宗与当朝宰相看不到这一点，对刘总的提议置之不理，导致卢龙很快再叛。
刘总之推荐张弘靖、薛平、卢士玫三人用意颇深：“弘靖先在河东，以宽简得众，总与之邻境，闻其风望，以燕人桀骜日久，故举弘靖自代以安辑之。平，嵩之子，知河朔风俗，而尽诚于国，故举之。士玫，则总妻族之亲也。”[14]（卢士玫时为权知京兆尹）刘总的计划不错，但他没有想张弘靖不了解河朔风俗，又自命高贵，言谈举止很让人看不惯，他手下一伙年轻从事又骄横无礼，鞭打士卒，终于为别有用心之人所乘，激起兵变。《旧唐书·张弘靖传》云：
弘靖之入幽州也，蓟人无老幼男女，皆夹道而观焉。河朔军帅冒寒暑，多与士卒同，无张盖安舆之别。弘靖久富贵，又不知风土，入燕之时，肩舆于三军之中，蓟人颇骇之。弘靖以禄山、思明之乱，始自幽州，欲于事初尽革其俗，乃发禄山墓，毁其棺柩，人尤失望。从事有韦雍、张宗厚数辈，复轻肆嗜酒，常夜饮醉归，烛火满街，前后呵叱，蓟人所不习之事。又雍等诟责吏卒，多以反虏名之，谓军士曰：“今天下无事，汝辈挽得两石力弓，不如识一丁字。”军中以意气自负，深恨之。刘总归朝，以钱一百万贯赐军士，弘靖留二十万贯充军府杂用。蓟人不胜其愤，遂相率以叛……。[15]
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不仅详细记载了这次兵变发生的经过，而且还细致的分析了其中的原因：
（穆宗长庆元年）七月，甲辰，韦雍出，逢小将策马冲其前导，雍命曳下，欲于街中杖之。河朔军士不贯受杖，不服。雍以白弘靖，弘靖命军虞候系治之。是夕，士卒连营呼噪作乱……[16]
河朔之地自南北朝始便胡汉杂居，风俗和民风都已经胡化，加之长年独立为政，野性未除，张弘靖以外来之人入主河朔，要想站稳脚跟，只有循序渐进地加以诱导，宣扬忠孝节义，逐渐革除其弊，但是他急于求成的做法，反而是欲速则不达了。
镇冀复叛也是由于朝廷失误所致。王承元上表归降，受命调出镇冀时，穆宗命田弘正任镇冀节度使，他的设想是魏博比镇冀强大，命田弘正继任镇冀节度或许能加以控摄，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。因为王承宗反叛朝廷时，田弘正曾派军进攻，与镇冀将士有仇。将他派到镇冀无疑是给镇冀将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报复机会。《旧唐书·田弘正传》云：
弘正以新与镇人战伐，有父兄之怨，乃以魏兵二千为卫从。……时赐镇州三军赏钱一百万贯，不时至，军众喧腾以为言。弘正亲自抚喻，人情稍安，仍表请留魏兵为纪纲之仆，以持众心，其粮赐请给于有司。时度支使崔倰不知大体，固阻其请。凡四上表不报。明年七月，归卒于魏州，是月二十八日夜军乱，弘正并家属、参佐、将吏等三百余口并遇害……。[17]
当然，镇冀的复叛并杀死田弘正，与后者本身举措不当也有很大的关联。田弘正担任镇冀节帅后，并不能一碗水端平，他“厚于骨肉，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，兢为侈靡，日费约二十万，弘正辇魏、镇之货以供之，相属于道；河北将士颇不平”[18]。可见，让田弘正入居镇州实在是错误之举，而崔倰的做法又促使这一错误的严重后果提前到来。
河朔三镇向来联为一体。卢龙、镇冀复叛，使魏博将士人心思乱，形势岌岌可危。如何稳定魏博军士成为当时最主要的问题，但是统治者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，而是急于扑灭叛乱，命令田弘正之子田布返回魏博担任节度使，率军参加平叛，“以魏强而镇弱，且魏人素德弘正，以布之贤而世其官，可以成功”[19]。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之举。《新唐书·田布传》云：
时中人屡趣战，而度支馈饷不继，布辄以六州租赋给军。……河朔三镇旧连衡，桀骜自私，而宪诚蓄异志，阴欲乘衅，又魏军骄，惮格战，会大雪，师寒粮乏，军中谤曰：“它日用兵，团粒米尽仰朝廷。今六州刮肉与镇、冀角死生，虽尚书瘠己肥国，魏人何罪？”宪诚得闲，因以摇乱。会有诏分布军合李光颜救深州，兵怒，不肯东，众遂溃，皆归宪诚，唯中军不动。布以中军还魏。明日，会诸将议事，众哗曰：“公能行河朔旧事，则生死从公，不然，不可以战。”布度众且乱，叹曰：“功无成矣！”即为书谢帝曰……引刀刺心曰：“上以谢君父，下以示三军。”言讫而绝。[20]
魏博将士的反叛势在必行，田布早已看出这种局面，因此对朝廷的任命他是“号泣固辞”，辞而不得，乃“与妻子宾客决曰：‘吾不还矣！’”等进入魏博镇后则大施恩惠，广结众恩，“凡将士老者，兄事之。禄俸月百万，一不入私门，又发家钱十余万缗颁士卒”[21]。想以此笼络将士，避免叛乱的发生。
魏博镇未叛以前，一些大臣已看出了这危险形势，中书舍人白居易即上疏说：
朝廷本用田布，令报父仇，今领全师出界，供给度支，数月已来，都不进讨，非田布固欲如此，抑有其由。闻魏博一军，屡经优赏，兵骄将富，莫肯为用。况其军一月之费，计实钱二十八万缗，若更迁延，将何供给？此尤宜早令退军者也。……今事宜日急，其间变故远不可知。[22]
非常可惜，白居易的疏奏，穆宗皇帝览而不省。由此可见，若是不命令魏博出征，魏博或许处于观望之间举棋不定，不至于很快叛乱，以致搞得唐朝统治者焦头烂额，无法收拾残局。
三
河朔三镇虽然反叛了，但根基未稳，内部也没有统一，以唐朝当时的国势，再加上宪宗时的重臣裴度，以及中兴名将李光颜、乌重胤等人依然健在，并受命率军平叛，朝廷若是采取适当的策略还是可以平定这场叛乱的。但是由于统治者指挥不当，先是急于求成，继之畏难而退，使平叛战争虎头蛇尾，以失败告终。究其原因，大致有以下五条：
（1）穆宗皇帝与当朝宰相不知军务，急于求成，强令各军速战，甚至临阵易将。而主将处处受到掣肘，不能临机发挥，导致战事失利。《新唐书·王廷凑传》云：
有诏议攻讨先后，剑南东川节度使王涯以为“范阳乱非宿谋，可先事镇州，又有魏博之怨，济以晋阳、沧德，掎角而进。……”帝乃诏义武节度使陈楚闭境，督诸军三道攻。而沧德乌重胤最宿将，当一面。裴度以河东节度使兼幽、镇招抚使，屯承天军。重胤知时不可，案兵未肯前，帝浮于听受，锐克伐，更以深冀行营节度使杜叔良代之。叔良素结中人，入见帝，大言曰：“贼不足破！”会度逐廷凑兵于会星，又入元氏，焚壁二十二。叔良率诸道兵救深州，战博野，大奔，失所持节，以身免……[23]
各路藩镇复叛，锐气正旺，只有稳扎稳打，待其锐气衰竭，方能攻而克之。乌重胤是元和名将，深知兵法，其按兵不动自有道理。穆宗不了解情况，一味催促进兵，甚至改换主将，结果是丧师败绩。
（2）唐穆宗宠臣元稹求任宰相，忌妒裴度功高权重，担心他再立大功于己不利，乃勾结宦官加以阻挠，甚至提议罢兵，解了裴度兵权，使平叛战争半途而废。这件事《旧唐书·裴度传》记载颇详：
度受命之日，蒐兵补卒，不遑寝息。自董西师，临于贼境，屠城斩将，屡以捷闻。穆宗深嘉其忠款，中使抚谕无虚月，进位检校司空，兼充押北山诸蕃使。时翰林学士元稹，交结内官，求为宰相，与知枢密魏弘简为刎颈之交。稹虽与度无憾，然颇忌前达加于己上。度方用兵山东，每处置军事，有所论奏，多为稹辈所持。天下皆言稹恃宠荧惑上听，度在军上疏论之曰……继上三章，辞情激切。穆宗虽不悦，然惧大臣正议，乃以魏弘简为弓箭库使，罢元稹内职。然宠稹之意未衰，俄拜稹平章事，寻罢度兵权，守司徒、同平章事，充东都留守。谏官相率伏阁诣延英门者日二三。帝知其谏，不即被召，皆上疏言：时未偃兵，度有将相全才，不宜置之散地。帝以章疏旁午，无如之何，知人情在度，遂诏度自太原由京师赴洛。及元稹为相，请上罢兵，洗雪廷凑、克融，解深州之围，盖欲罢度兵柄故也。[24]
元稹被罢内职，十分怨恨裴度，所以当他复任宰相之后，意图报复，恰好此时深州之围越来越急，唐穆宗心慌意乱，急于求和，于是劝穆宗雪免廷凑等人之罪而罢兵，乘机解除裴度兵权。唐穆宗受其荧惑，乃于长庆二年（822年）二月甲子，下诏洗雪王廷凑，授任成德节度使，平叛之战半路中止。
（3）唐穆宗即位之初的削兵政策，使唐朝军事力量大减，增加了反叛的潜在力量。因而叛乱一起，朝廷顿感手忙脚乱，力不从心。《旧唐书·萧俛传》云：
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，即位之始，两河廓定，四鄙无虞。而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，以为兵以静乱，时已治矣，不宜黩武，劝穆宗休兵偃武。又以兵不可顿去，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，每年百人之中，限八人逃死，谓之“消兵”。帝即荒纵，不能深料，遂诏天下，如其策而行之。而藩籍之卒，合而为盗，伏于山林。明年，朱克融、王廷凑复乱河朔，一呼而遗卒皆至。朝廷方征兵诸藩，籍既不充，寻行招募。乌合之众，动为贼败，由是复失河朔，盖“消兵”之失也。[25]
唐穆宗即位之初，国家安定，藩镇降服，形势一片大好，休兵偃武以事发展不失为良策，然而割据的威胁本来自河朔三镇，若消兵也就消兵也要消河朔之兵，而不应消其他藩镇之兵，这种做法实在是本末倒置、不辨轻重。所以当河朔复叛时，各路军马队战斗力不强，屡战屡败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（4）唐宪宗时期的连年用兵已使朝廷财政空虚，库府皆空。而穆宗即初之初，又大赏功臣，更增加了财政危机，使得平叛战争因财力乏匮而无以为继，影响了唐军作战力。《旧唐书·穆宗纪》云：
上于驭军之道，未得其要，常云宜姑息戎臣。故即位之初，倾府库颁赏之，长行所获，人至钜万，非时赐与，不可胜纪。故军旅益骄，法令益弛，战则不克，国柞日危。[26]
《新唐书·王廷凑传》亦云：
当是时，帝赐赉无艺，府帑空，既集诸道兵，调发火驰，民不堪其劳。仰度支者大抵兵十五万，有司惧不给，置南北供军院。既薄贼鄙，饷道梗棘，樵苏不继，兵番休，取刍蒸。廷凑乘间夺转运车六百乘，食愈困，至所须衣帛，未半道，诸军强取之，有司弗能制。其县师深入者，不得衣食。[27]
因粮草缺乏，将士无力亦无心作战，贻误了很多战机，被围的军队不能解围，唯有闭城自保而已。比如“王廷凑围牛元翼于深州，官军三面救之，皆以乏粮不能进，虽李光颜亦闭璧自守而已。军士自采薪刍，日给不过陈米一勺”[28]。所以，深州形势愈来愈急，穆宗没有了主意，遂听元稹之计赦免王廷凑等人。
（5）诸道军队中都有宦官做监军，他们不懂兵法，却横加干预，使主将无法专号令，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。他们的横加干顶，无疑是战役失败的直接因素。《资治通鉴》载：
诸节度既有监军，其领偏军者亦置中使监陈，主将不得专号令，战小胜则飞驿奏捷，自以为功，不胜则迫胁主将，以罪归之；悉择军中骁勇以自卫，遣羸懦者就战，故每战多败。[29]
纵览河朔三镇得而复失的过程，唐朝统治者在对待藩镇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失策是明显可见的。正是由于这些失策使河朔三镇归而复叛，从而注定了唐王朝灭亡的必然趋势。
原载（《唐史论丛》第六辑，陕西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；收入氏著《中古文史存稿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19年）
注释：
[1] （宋）欧阳修、宋祁：《新唐书》卷148《田弘正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4782页。
[2] （宋）欧阳修、宋祁：《新唐书》卷148《田弘正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4782页。
[3]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》卷141《田弘正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3850页。
[4]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》卷141《田弘正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3851页。
[5]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》卷141《田弘正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3848页。
[6]（宋）欧阳修、宋祁：《新唐书》卷148《田弘正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4784页。
[7]（宋）欧阳修、宋祁：《新唐书》卷148《田弘正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4784页。
[8]（宋）欧阳修、宋祁：《新唐书》卷211《王承宗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5958-5959页。
[9] 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》卷142《王承元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3883-3884页。
[10] 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》卷143《刘总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3902页。
[11]（宋）欧阳修、宋祁：《新唐书》卷212《刘总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5976页。
[12]（宋）欧阳修、宋祁：《新唐书》卷212《刘总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5977页。
[13] 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》卷143《刘总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3903页。
[14] （宋）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卷241“穆宗长庆元年六月戊寅”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6年标点本，第7792页。
[15] 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》卷129《张弘靖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3611-3612页。
[16] （宋）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卷242“穆宗长庆元年七月甲辰”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6年标点本，第7794页。
[17] 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》卷141《田弘正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3851页。
[18] （宋）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卷242“穆宗长庆元年辛酉”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6年标点本，第7796页。
[19] （宋）欧阳修、宋祁：《新唐书》卷148《田布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4785页。
[20] （宋）欧阳修、宋祁：《新唐书》卷148《田布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4785-4786页。
[21] （宋）欧阳修、宋祁：《新唐书》卷148《田布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4785页。
[22] （宋）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卷242 “穆宗长庆二年正月丁酉”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6年标点本，第7805-7806页。
[23] （宋）欧阳修、宋祁：《新唐书》卷211《王廷凑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5959-5960页。
[24] 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》卷170《裴度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4421-4424页。
[25] 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》卷172《萧俛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4477-4478页。
[26] （后晋）刘昫：《旧唐书》卷16《穆宗纪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495-496页。
[27] （宋）欧阳修、宋祁：《新唐书》卷121《王廷凑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5960页。
[28] （宋）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卷242“唐穆宗长庆二年正月壬子”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6年标点本，1956年标点本，第7807-7808页。
[29] （宋）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》卷242“唐穆宗长庆二年二月甲子”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6年标点本，第7808页。